若是祭文，我心不安——追念父亲

         若是祭文，我心不安

              ——追念父亲

               秋耕

  父亲去世十周年了，望着长满草的坟头，他的一言一行又历历再现。突然想写一篇祭文纪念父亲，寄托哀思，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捡拾点滴过往之事，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不苟言笑的父亲很匆忙，不分昼夜，似乎睡觉也像战马一样站着。父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微镜头是：放下饭碗，扫视一遍围着饭桌吃饭的家人，把目光定在母亲脸上，说：“走了。”便消失院墙的拐弯处。

  我童年的耳朵里，录入的几乎全是“走了”二字。五更时听过，早上听过，中午听过，晚上听过，半夜也听过。

  那时，父亲天天不着家。我不知道父亲究竟在忙什么，说走就走，不容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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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趁母亲刷碗的时候，我偷偷跟踪父亲。

  通往大队部的小路，被疯长的草挤成一条细长弯曲的线绳。父亲麻利地踩着“线绳”，快速行进。出村不远是条河，河岸的芭茅遮着父亲的影子时，我迅速追上去跳进旁边被雨水冲陷的沙沟里，猫着腰偷窥，但还是被父亲发现。他把我抱过河，说：“跟着我，别摔到稻田里，砸坏稻秧。”我谨慎地跟着父亲。奇怪的是父亲不走直路，却绕着田埂拐来拐去。筷子高的稻秧齐呼呼一大片，伸展开的叶子触角一样拍打在脚面，痒酥酥的。田埂上时不时有青蛙跃入田中。父亲时快时慢，偶尔停下远眺，或拨开叶片反复观看，像在寻找什么。

  大队部特别简陋，四间瓦房，还是大通间，没有院墙。父亲打开泛白的木门进去，打扫完卫生，又来两个人。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和举止看，像是大队干部。父亲和他们交代几句，就匆匆往北坡走去。翻过北坡，是林场，硕大一片松树林，高低参差，高的直插云霄，低的没过父亲头顶。不远处还有一大片松树苗圃，看林场的老李头正在锄草。

  父亲在林子里观察一会儿，走到老李头跟前说：“有的树被风刮歪了，用棍子支一下，再封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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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林场，在通往学校的路上被观南庄的屈队长气喘吁吁地叫住。屈队长火急火燎的，话没说完就往回赶。父亲和他一路小跑到牛棚，低矮的牛棚变成了残垣断壁。一群人正在救援被困的牛。屈队长说：“昨晚，风把茅草棚吹倒了，还惊跑两头牛，已安排人去找。”

  父亲和屈队长加入救援队伍，危险解除后，他们匆匆赶去林场，见到老李头，三人一起指点几颗树。父亲对老李头和屈队长说：“有虫眼的不要用，现在就安排人砍树，得抓紧把牛棚盖好。我去学校看看。”

  太清观学校是道观改建的，围着沙土坡建一圈教室，校园很高，趁得教室矮矮的，仿佛站在院子里，轻轻一蹦就到房顶。从教室出来就会想起愚公移山，产生压抑感。

  父亲到学校时，周校长和老师们正在清扫地上的玻璃。没啥大事，教室好好的，有几扇窗户没关牢，被风吹开，碎了几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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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校出来，父亲寻着渠道走。宋庄排水口的挡水板不见了，渠水汩汩从渠埂下冒出，流到玉米地里。父亲脱下衣服，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慢慢竖起半个大人高的石板，堵着水口，又抱几块大石头顶上。

  父亲提着鞋，挽着裤腿，走到渠道的分叉处，转身到西渠。西渠承载着太清观大队三分之二的耕地和安皋公社三分之一的耕地灌溉任务，还有太清观大队和徐坪大队的主要经济林——太清观林场和徐坪林场。

  西渠沿着坡势挖掘而成，渠道两侧灌木丛生。我踩着父亲手脚并用开辟出来的道路穿行，时隐时现，像一大一小两个幽灵。

  走到王庄渠段时，父亲停下脚步，侧头朝向王庄，像是听见了什么。不一会儿，大队通信员从村口跑过来，摆着手大喊。

  父亲疾步赶回大队部，几位大队干部正在劝吵得不可开交的一对男女。看样子像是两口子生气，找父亲评理的。父亲刚进屋，那对男女便向父亲互告对方的状。父亲没理他们，走到桌子前，拿出笔记本写一阵子，抬头对通信员说：“通知队长们，来开会。”

  父亲也不看那对男女，他捏起桌子上的半截“白河桥”烟，噙到嘴里，划火柴，连划三下，没划着。他把烟顺手塞到那男人嘴里。那男人咬着烟不再争吵。父亲回头看着女的。那女的便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起来。父亲听一会儿，在男的屁股上踢一脚；听一会儿，再踢一脚；踢第三脚时，男人放个响屁，像窜天猴烟火，响满屋。除了父亲，都没憋住，笑了，那女的笑声更亮。父亲板着脸说：“回去吧！”

  快中午时，生产队长到齐了，挤坐在长条凳上。会议时间不长，约两袋烟功夫。父亲先预报天气，晚上有中到大雨；接着说牛棚羊圈、水渠稻田、学校和十几户人家等等；然后是分工和注意事项。会议结束，父亲对通信员说：“你守着电话，如果来电话，就往水库打电话找我。”又看着我说，“你先回去，对你妈说，我中午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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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初二那年冬天，我病了，父亲带我到是十里外看病，送我到杨庄中学门口时，日已过午。父亲说：“你进去吧，我有事，走了！”说完慌忙离开。中午吃饭时发现父亲没给我生活费，害得我一周借着吃，半饥半饱的。我整整抱怨父亲13年，直到1998年秋，才解除心结。那年，我调到杨庄中学工作，已退休的杨庄村裴书记告诉我，当年父亲带我看病那天，正赶上县委领导下乡考察干部，我父亲在被重点考察之列。结果因缺席会议，又联系不上，失去了转正机会。后来我面对父亲时，总深感愧疚。

   1987年9月1日，不苟言笑的父亲终于咧着嘴慈祥地瞅着我说：“走吧！”我背起被父亲绑成石滚装的被褥，说：“走了。”说完，突然感觉自己继承了父亲匆匆的脚步。升学考试前，举行大队书记选举。没听父亲说过，是观南庄的李同学对我说：“你父亲全票当选。”周末，父亲在院里擦红薯干，我负责把红薯递他手里，三哥负责把擦好的红薯干撒到坡上晾晒。我自豪的对三哥说父亲全票当选。做饭的母亲说：“全票也不行，岁数超了。”我给父亲递红薯时看着父亲，求证母亲的话。父亲说：“人一老就该走了，年轻人头脑灵活。退下来也好，可以安心干活，供你上学。”父亲说的倒是轻松，但我听出话里有太多的不舍。

  父亲退休回家，我走了，且走得更加彻底，把温暖的家走成了老家，走成了故乡。比起父亲，我差远了，上班后几乎没在家过过夜，待的最长时间也就两顿饭：午饭和晚饭。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七十岁时还能犁地。其间也病过，但很快就好了。所以我们姊妹几个不怎么关注父亲的健康状况。直到父亲突然病危，我们姊妹几个才得知父亲早已疾病缠身，他一直瞒着我们。那晚，说好的我和二哥陪护父亲，结果放心不下我的学生们，又匆匆赶回学校。凌晨两点接到二哥的电话，慌忙到家时，父亲已永远的走了。没有陪护父亲走完他最后的一小步路，成了我今生挥之不去的痛。

  给父亲守灵时，熟识的、陌生的，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还有几个父亲的爷辈、叔辈老人，跪拜父亲灵堂。父亲的六爷疯了一样狂奔进院，“扑通”跪在门口，放声大哭，任凭人们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长辈给晚辈下跪，这在农村是罕见的。他们坐在院里，痛苦伤心地讲述着父亲的为人和事迹。这让我更深刻了解和认识了父亲。

  他们说，我大哥有两次参加工作的机会，都被我父亲给让人了。一次是推荐大学生，一次是招工。所有人都推荐我大哥，可我父亲每次都说谁谁家穷得可怜人，给他们吧。大队开会投票都通过了，结果硬是被我父亲给否决了。

  他们还说，公社为奖励我父亲，特意多给他一个民师指标。结果，送到我父亲手里的指标，他不给我姐，非给别人，还说以后机会多的是。公社的教育助理说，政府开会时明确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代课教师转民办。

  ……

  或许是受到启发，我母亲也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他自己也错过一次提干转正的机会。”“为啥？”大家异口同声问道。母亲说：“他一直没说为啥，经常念诵，后来顺考上学，就没再提过。”我没问，默默地抱着头哭一夜。

  那晚，我哥姐们和我没有抱怨父亲，后来，更不会抱怨父亲。因为父亲下葬后，回来的路上，围观的人群在讨论：老书记走了，送灵队伍足有三里多长。

  我想对天堂的父亲说：我不想写成祭文，若是祭文，我心不安。因为你走了，又好像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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